明末清初志士傅山:被百姓奉为普度苍生的神仙

2016年12月09日 09:20 来源:北京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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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◎陈青青

  书家、侠客、神仙,这看似迥异的三种身份,却奇迹般地重叠于一人:他在艺术史中被尊为书画大家,留下了大批经典之作;他被梁羽生写进武侠小说《七剑下天山》,塑造成肝胆侠客;他在民间被百姓供奉为普度苍生的神仙,妇孺皆知,“文章气节真仙骨,忠孝神仙本意图”。然而,这三种身份的交叠还不足以全面地概括他,这个人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——傅青主。

  明末清初,山西太原府阳曲县出了一位博学多才、重情重义的道学人物,他的事迹在地方县志、府志中记载寥寥,却在民间产生了极高的声誉和影响。傅山出身于官宦书香世家,家学渊源与长期熏染使得傅山年少之时便饱读诗书,能书善画,后求学于山西提学袁继咸门下,颇得袁继咸青睐。傅山由此感念袁氏为师之恩,在后来袁氏被诬陷入狱后,变卖家产,联络数百人联名上疏,一路从山西步行至京城,为袁氏鸣冤,后经数月的争斗,终使袁继咸沉冤昭雪。这一事件也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节点,被称为傅山的第一次进京,也成为他侠肝义胆、真性真情的体现。1678年,康熙为了笼络亡明遗老,泯除这一群体的反清意识,令三品以上官员举荐“学行兼优、文词卓越之人”, 傅山被召进京参加“博学鸿词科”考试,这是傅山的第二次进京。傅山后来多次称病拒绝出仕,但康熙后来也为他授予了内阁中书的职务,但傅山依旧多次拒绝,不接受官职,这也是他刚正气节和忠于前朝铮铮铁骨的体现。

  近日,由北京画院和山西博物院共同主办的“我来添尔一峰青——傅山书画精品展”在北京画院美术馆进行展出,被称为是傅山的“第三次进京”。展览由“学问之妙莫过深”、“心懒手闲治迂事”、“一丘一壑画家禅”、“从来老笔不降钱”四个板块构成,汇集了山西博物院、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、天津博物馆、广州艺术博物院五家文博单位收藏的傅山书画精品近六十件套。

  对于傅山,我们往往首先会想到他“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,宁支离毋轻滑,宁真率毋安排”的书学理论,这一理论在中国书学中有着普遍的意义和影响,即使有些学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傅山政治理念在艺术上的浓缩,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此次展出的书法作品中看出“四宁四毋”的体现。如此次展览中所展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《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》十二条屏、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草书《李商隐赠庾十二朱版诗》和山西博物院藏《凭高瞰迥天怡心》等作品,傅山水墨入笔,酣畅淋漓之气尽著纸端,结字如参差散松,结体若崩崖老树。邓散木在《临池偶得》中评价道:“傅山的小楷最精,极为古拙,然不多作,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,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,外表飘逸内涵倔强,正像他的为人。”我们于傅山现存的绢素墨宝间可窥见他笔走龙蛇的自如流畅。往往乱世出狂草,在明清交替之际,傅山作为明朝遗民,其书体不局限于固定的某一种,他从颜体出发,兼擅各体,并将书体之间的界限打破,自立一书,独树一帜。有人将傅山称为中国进入近代之前的最后一位草书大家,他与王铎都是推动明末清初书风巨变的关键人物,且皆具有极强的现代性与实验性特征。

  相较于傅山的书法而言,他的绘画作品数量寥寥,其画之名声也与书法相较甚远。清代许奉恩《里乘》中记载了傅山说自己的作画过程:“画虽末艺,然必须笔补造化。我每作画,先择其时,非遇良辰,不肯下笔。”除此之外,傅山作画时还需“天气晴爽,风定月明”、“痛饮至晚,待月上树梢头,东向秉烛,屏退诸人,方可动笔。”由此我们可见傅山在作画时对外在环境气氛的要求之高,用今天的话来说甚至有些“作”的程度,他的画需在这些万事俱备的条件下完成,因此绘画作品数量不多也便不难理解了。

  这次展览中有傅山为数不多的几幅精品之作,如山西博物院收藏的《户外一峰图》、《霜红余韵》册页,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汴堤春色图》以及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傅山、傅眉《山水合册》。从傅山为数不多的绘画作品中,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绘画特征,以极为简洁的笔触刻画物象,尤其在山水画中以大量留白来表达意境的深悠,表达他的落寞之感。以傅山与其子傅眉合作的《山水合册》为例,其中有几幅如《帛金湖图》、《飞瀑秋枫图》等,虽都为实景写生,但布局章法一反传统样式,以淡墨构建出一个更具有形式感的画面组合,个性鲜明,具有极强的现代性。对于一个遗民画家来说,这种创作方式准确地传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,正如与傅山同时代的朱耷、石涛、渐江等人一样,这些都成为遗民思想的一种表情符号,也成为傅山在复杂环境中倔强生命意志的体现。

  对于傅山的书法与绘画于后世的影响而言,二者并不平衡,我们今天更多的是将傅山定位在一位遗民书家的角色,然而,除了书画之外,“来历行事奇”的傅山还兼擅医学、子学、史学、文学等,特别是他的医学研究,至今仍为中医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宝藏,其著述《男科》、《女科》影响至今。在傅山的反清情绪消落之后,他隐居山林,开始专心精研子学、史学等,傅山隐居修为期间,因其影响力大而辐射邻里四乡,吸引了大量文人志士来访,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交流团体,傅山与其学术同仁一道开启了清代子学研究之先河。正是这种全面丰厚的学识和修养,使得傅山笔下的诗文书画得到浸润,更使得他的思想观念有着极为超前的水准,他也因此与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李颙、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“清初六大师”。

  傅山在《霜红龛集》中有一首《青阳庵》的诗文这样写道:“芟苍凿翠一庵经,不为翟昙作客星。既是为山平不得,我来添尔一峰青。”可知傅山隐居于此,是为心中愤懑之气,更是表达要与此世分道而行的孤傲,改朝换代的纷纷乱世中,大师频现,巨匠辈出,傅山作为一位“全才”、“纯才”,全在各学兼擅、百家皆通,纯在独树一帜、才高气傲,纯以己意。从某种角度而言,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遗民,而是文化的延续者,这一身份对于傅山而言更准确也更具有价值,恰如纷乱世道中所添的那一座不肯同流的潇散青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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